纪念|让-吕克·戈达尔的文学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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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法国著名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在瑞士与世长辞。戈达尔的逝世,为法国新浪潮电影画上句点。在公众印象里,戈达尔堪称电影的代名词,凭《筋疲力竭》《狂人皮尔洛》《轻蔑》《芳名卡门》等作品独步影坛。但对戈达尔自己而言,他的一切开始于书籍,而不是电影。他对安德烈·纪德的《人间食粮》记忆犹深,那是他14岁时的生日礼物。从中,戈达尔发现了文学的世界。

戈达尔出生在上流云集的巴黎第七区,父亲是一位医生,拥有英法两国文凭,曾在英国皇家医学院任职,母亲是法国知名银行家朱利安·莫诺的女儿。朱利安作为巴黎银行的创始人,与保尔·瓦雷里和纪德都过从甚密,并通过瓦雷里的关系结识里尔克。戈达尔的外祖父拥有瓦雷里的所有书,甚至把书房命名为“瓦雷里纪念馆”(valerianum),用来收集诗人的著作和信件。据说,在祖父母的结婚周年纪念日上,戈达尔要背诵瓦雷里的代表作《海滨墓园》。1945年瓦雷里去世后,朱利安被指定为瓦雷里的文学遗产执行人。

戈达尔的家庭属于新教,用戈达尔自己的话说“家教很严”,阅读书目受到严格限制,譬如像《飘》和莫泊桑的小说,他小时候是看不到的。不过,上流家庭良好的阅读氛围仍然给戈达尔深刻的影响。他在采访中回忆说,他的母亲阅读广泛,对他在文学方面的影响比父亲更大。而父亲培养了他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喜爱。因为父亲的关系,戈达尔阅读了罗伯特·穆齐尔、赫尔曼·布洛赫和托马斯·曼等德语作家的作品。

戈达尔尤为喜爱罗马尼亚裔法语作家E.M.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齐奥朗文笔简洁、优雅,善用断章体文辞诠释思想,很符合戈达尔对格言、谚语的喜好。“格言对事物作出概括,但不妨碍事物的其他发展方向。就像一个结:从任何方向打结,鞋都能绑好。它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一条线索。”戈达尔自称可以从各个方向阅读齐奥朗,“他写得很好,他能使精神改造物质。齐奥朗让我的精神能汲取物质食粮。”

戈达尔也喜欢葡萄牙著名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齐奥朗和佩索阿两人写作风格类似,但在戈达尔看来佩索阿过于黑暗,而齐奥朗有助于他的生活。“这是另一种思想形式,一种有开始、中间和结束的思想。它没有讲一个故事,它是历史的瞬间。”戈达尔认为,齐奥朗有瓦雷里式的漂亮词句,但比瓦雷里更有野性,毕竟两人属于不同的时代。

在戈达尔的阅读谱系里,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有安德烈·纪德(《伪币制造者》),格雷厄姆·格林,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几乎所有作品),雅克·沙尔多讷( Jacques Chardonne),马塞尔·儒昂多(Marcel Jouhandeau),安德烈·马尔罗(《电影心理学概论》《艺术心理学》《阿尔滕堡的胡桃树》《人的境遇》)……他认为马尔罗的《人的境遇》受到了不公平的诋毁;还有“残酷戏剧”理论创始人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戈达尔在法国布封中学读书时曾陪伴纪德和另一位老作家参加阿尔托著名的“面对面”讲座,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阿尔托在讲座中提到自己不懂写作却还要写作,就像戈达尔后来 “不懂电影还要拍电影”,让戈达尔对阿尔托心有戚戚然。倘若赞同布封的名言“风格即人”,自称是寂寞梦想家的戈达尔,在所有作家里,与阿尔托更接近。

对于青春期的回忆,戈达尔首先想到的是“读了很多书,然后就过了”。成年之后,他再也找不回纪德的作品曾经带给他的惊叹。20岁时,戈达尔痴迷美国侦探小说家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马耳他之鹰》作者)和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后者的《无名的裘德》是当时的超现实主义者介绍给他的。“很少有比重读经典更能使我惊叹的事”,戈达尔说。

中年以后,戈达尔对小说越发没有兴趣,他把注意力更多投注在历史、回忆录、科学、哲学……尤其是文学传记上面。他似乎对作家的生平八卦很感兴趣,比如他会特别注意“乔伊斯或康拉德对他们家庭的态度”。纪实文学方面,他谈到过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诺曼·梅勒的《迈阿密和围困芝加哥》等,从中可见美国文学对他的影响。戈达尔也喜欢阅读让-弗朗索瓦·勒维尔(Jean-Francois Revel,《和尚与哲学家》作者)的回忆录和约翰·勒卡雷的小说,后者满足了他对双面间谍的喜好。不过在戈达尔看来,勒卡雷比不上他的同胞格雷厄姆·格林,格林又比不上康拉德。

对于法国当代文学,戈达尔表示仅仅“试过”。他很少去书店,但会在火车站等地的旋转书架上购买袖珍书,从中还是发现过不少喜欢的作家,比如莱昂·都德(Leon Daudet,法国著名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儿子),亚历山大·维亚拉特(Alexandre Vialatte,卡夫卡的第一位法语译者),费尔南多·佩索阿等,并且只在晚上读这些书。

当问到有没有过一部伟大小说改编成伟大电影,戈达尔表示没有见过。在戈达尔的观念里,一本好的小说往往意味着很难改编成电影。譬如,他很早就想改编格雷厄姆·格林的《布莱顿硬糖》 (Brighton Rock),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这部小说“写得太好了,我做不到,它有很多我没有的力量。”而当年他在改编莫拉维亚的《蔑视》时,这股力量是以小说的薄弱之处作为基础的。

在他看来,《蔑视》并非莫拉维亚最好的作品,他之所以选择改编《蔑视》,更多是因为制片人卡罗·庞蒂的缘故,庞蒂有实际掌控权。戈达尔更加推崇莫拉维亚的《冷漠的人》,这部处女作写了家庭悲剧,阐释现代人的冷漠,预示着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内心现实主义”电影的到来。

戈达尔心目中的伟大小说家,有拉法耶特夫人(Mme de La Fayette,《克莱芙王妃》作者)、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托马斯·哈代、梅瑞狄斯(《利己主义者》作者)、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福克纳一类的美国作家……他把风格作为评判伟大作家的标准,即伟大作家都有其灵魂所在。像君特·格拉斯或约翰·勒卡雷就称不上伟大,因为这两位只有才华。甚至于,在戈达尔的眼中,纳博科夫也不是一位伟大小说家,库布里克改编的《洛丽塔》更是一般。

对于影视改编,戈达尔有自己的想法,他喜欢选择那些让他感到兴奋,同时又不是“过分好”的小说,这样他就有充分发挥的余地。他曾买下《母猪女郎》的两年期改编版权,这部小说是法国女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的处女长篇,在出版当年引起过轰动。戈达尔在读过多遍后发现这部小说不仅难拍,改编成本也极高,想卖给别人,又没人感兴趣。还有一个例子是福克纳的《野棕榈》,戈达尔也想搬上银幕,但最终因为“怕拍不好”放弃了。

在戈达尔看来,“杰作是拿来读的,不是拿来拍电影的”。因此像《追忆似水年华》《茫茫黑夜漫游》《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等伟大小说都不适合改编成电影。实际上也是如此,改编后的电影都成为了二流电影。而一般的小说,比如钱德勒的侦探小说,则较为适合改编。“电影摆脱不了文学的束缚,但同时文学也往往意味着电影。”小说的第一人称表述,在戈达尔看来就像是电影角色心理活动的字幕提示。“平庸的影片和低微的影片跟那些最伟大的影片永远都属于同一个范畴,它们都是电影。但平庸的小说跟伟大的小说在文学上的高度就不一样了。”

戈达尔通过不断地阅读和观影,找到了文学与电影之间的联结。“当小说写作不是很深入并深受创造之苦时,电影可以夺权并在不对其进行破坏的情况下用作基础结构。”一位导演在阅读小说时,如果脑海里有画面浮现,这往往意味着他是位糟糕的电影人。戈达尔自称阅读小说时绝不会产生画面。

戈达尔的很多电影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最有名的莫过于改编自莫拉维亚同名小说的《蔑视》。苏珊·桑塔格就认为,“戈达尔在形成叙述风格的过程中,受文学原型的影响要明显多于受电影原型的影响。”据她分析,戈达尔喜欢选用情节丰富的故事作为影片出发点,尤其是美国的低俗小说。其中《美国制造》源自理查德·斯塔克的《看守人》,《狂人皮埃罗》源自莱昂内尔·怀特的《迷情》,《法外之徒》源自多洛雷斯·希金斯的《愚人金》……另外,《向玛丽致敬》跟弗朗索瓦兹·多尔多((Franoise Dolto)的一本书有关,《永远的莫扎特》灵感则源自《世界报》的一篇书评文章。

戈达尔也喜欢在电影中插入文学“文本”,比如《卡宾手枪》里女孩念起马雅科夫斯基的诗歌;《随心所欲》里有人高声朗诵爱伦·坡的小说;《蔑视》里引用但丁、荷尔德林和布莱希特的名句;《狂人皮埃罗》里费尔南德向小女儿朗读了艾利·福尔(lie Faure,法国文论家、艺术史家)的《艺术史》片段;《法外之徒》里英籍教师让学生听写法语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台词……其他语言形式还包括对话、独白、朗诵、演讲、画外音、问询等等。

法国新浪潮导演不少与文学有渊源,他们首先是《电影手册》的编辑,在杂志上撰写影评,有些人还从事过小说创作,比如埃里克·侯麦。戈达尔也想过当作家,在伽利马出版社推出第一部小说,但都没写完第一句——“夜幕降临……”这当然是戏谑之词。新浪潮导演的特点在于他们摆脱了写作的恐惧。“我们已经不受伟大作家的幽灵所威胁。我之前梦想过写作,有这样的想法但不是很认真。我又想成为一名画家。现在,我拍电影。”戈达尔并不认为电影也是一种写作形式,电影仍然是一种视觉艺术。

戈达尔对文学推崇备至,把文学称为他的教母,“每当极力阅读的时候,我就会找到她。”文学其实成为戈达尔的一个庇护所,深化了戈达尔对世界的观感,带给他一种最实验性的思维方式。“书籍告诉了我一些活人不能告诉我的事。文学考察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她给我上了一堂艺术伦理课。我的良知受恩于她。”

在戈达尔看来,电影与现实的联系,比不上书籍对现实的反映。“电影并没有尽它的职责,没有完成其使命。”譬如对于纳粹集中营的呈现,《游戏规则》《大独裁者》这类电影里虽然出现集中营,但并没有把它表现出来,描写集中营的书籍却做到了。“电影使人沉浸在错误和满足之中,没什么好期待的,人们并不真正需要这些东西。他们去影院,因为可以离开住所。这让他们不费力气就得到了浪漫,远次于读格雷厄姆·格林。”

“书籍是真正的朋友,是独一无二的。而电影只是一个思想上的同伴,得朝他走去,并通过一台机器。书籍散布在你身边,你可以触摸它们,我们可以重来。在文学里,有很多过去和一点未来,但没有现在。在电影中,只有正在流逝的现在。写作、绘画、思想……在艺术大家庭里,它们都是兄弟姐妹。而电影始终是个外来者,一个移民、仆人。”在比较文学和电影的异同后,戈达尔表示。

2.《激进意志的样式》,苏珊·桑塔格,何宁/周丽华/王磊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3.《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科林·麦凯布,韩玲/张晓丽/薛妍 译,新星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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